39李泽厚：《关于中国式自由主义》（2012年），载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193—204页。

[89]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页。盖心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91]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

例如，当我们说心有体用、心有已发未发时就是在探讨心的运行机理，当我们说心具有知觉、主宰作用时就是在探讨心的功能。综上可知，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气具有多重意义。那么，什么是明命呢？明命就是明德。[70]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页。例如，当我们说心属于气时就是在探讨心的构成要素。

正如陈来所说：‘理/气的分析是对存在实体所作的‘要素分析，把实体的事物分析、分解为理和气两个基本的构成要素。[76]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5页。夷狄若能进于中国，行华夏之礼，文化达标，则中国之，视其为华夏的一员。

而后世浅学不辨于此，于书名滥冠经字，《经解上》历数其妄：如墨子之徒称《墨子》为《墨经》，战国之人冒用伏羲、神农、黄帝之名而称《灵枢经》《难经》《甘石星经》。学界每每盛谈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殊不知形成此次融合的文化核心是儒家经学。六朝经师创为义疏之学，皮锡瑞《经学历史》赞其有功于后世甚大，而北朝风气朴茂，少有南人清谈之风，故以纯正胜南也，成为经学史上的精彩一页。制轩辕之乐，八佾之舞，礼乐备矣。

经过如此这般的逻辑演绎，六经皆史便被上升为反对封建制度、将孔子拉下神坛的革命之举。若说儒学至尊地位得自武帝一言，武帝亡故，其威权不再存在，何以儒学绵延至两汉之末，无人翻盘？再者，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是摆脱儒术的最佳时机。

综上可知，章氏尊孔崇经，严辨孔子六经与儒门之外种种非经之经的区别，维护六经的至尊地位，哪有半点离经叛道的意味？经学至尊地位非武帝所赐汉武帝为实现大一统王朝的思想与国体的统一，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继采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经典能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欢迎，成为不断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之源，主要原因如下。以上数点，两汉时期有哪家哪派的学说堪与比肩？故武帝独尊之。当今教科书的解读是，儒学原本百家之一，因武帝此举而被抬高到至高地位。

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体系符合普遍的人性，具有真正的普遍价值，诚如《礼记》所说，放诸四海而皆准，故深受当时社会欢迎。然而，通读全卷四篇，居然无一处文字申述六经何以为史而非经。《仪礼》记载的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生活样态。韩愈《原道》论夷夏之变，最得其旨：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章氏云，孔子身处三代之衰，而能存亡继绝，承传周公之典，厥功甚伟，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孔子删述的六经，被誉为古代中国的教科书，更是尽人皆知的文化常识。

史学、子学、文学日益碎片化，转而从西学体系中寻找理论依据，几乎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第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史·儒林传》）。第四，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其后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薪尽火传，汉初犹有田何传《易》，伏生传《书》，申公传《诗》，高堂生传《礼》，至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六艺篇籍，凡103家、3123篇。孔子所传六艺之学，始终是举国折中的标准，天子王侯，概莫能外，社会基础最为深厚。《文史通义》涉及章氏经学观的部分，集中在卷一的《易教》《书教》《诗教》《经解》四篇。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

羯人石勒称赵王之后，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既然事情缘起于章学诚，我们便不能不好奇，一生读孔孟书、生当社会尚称安定的乾嘉时代、41岁中进士、仕途尚属顺利的章氏，其反孔非经的动机何在，证据又何在？最好的求解方式，莫过于读他的《文史通义》。

北魏宣武帝，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2.将道德成长作为人生的基本课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匈奴族酋长刘渊，少年即习儒学，定鼎中原后，大兴经学，明儒张大龄赞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学术有高下，功用有大小。

无力单独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问题在于，所择是否允当？儒家虽是百家之一，但与诸家并非不分轩轾。早在先秦，诸夏即有夷狄交侵之患，文明有倒退到被发左衽时代之可能，故《春秋》提出夷夏之变的命题。孔子反对苛政与暴力，主张建立完美的人格标准，以温和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教化民众，从文化上实现社会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理想，其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民众对未来的期待，深受历代知识精英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列举儒家经典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认为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继之以《礼记》论六经大旨的《经解》篇作结。

（《文史通义·经解下》）章氏之推崇经，可见一斑。拓跋珪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

治国理政，采用某种思想为主导，此为普遍现象，无可厚非。这一逻辑链环，将个人与家庭、社会做了恰当的勾连，司马迁、文天祥、王阳明、顾炎武等精英无不受其浸润。

（《大学》）充分论述人何以为人、如何修身进德、如何治学等重大问题，引导大众做合格的社会人、做优秀的社会人（君子）、做杰出的社会人（圣贤）。章氏慨叹：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为维护孔学的正统，孔门后学，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章氏反复论述者，却是如下几点。

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文史通义·经解上》）。有人藉由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六经皆史一语，宣称六经非经，不过是史料或普通史书而已。

夷狄在与中原的长期交往中，目睹中原风俗美、人伦厚、文化典雅，皆生仰慕之心，故不仅拒绝以夷变夏，而且主动追随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自觉完成文化上的蜕变[7]魏校曰：周公相成王，尊崇文王配天，乃严祖也，非严父也。

且圣人作乐，不惟民得其和，又且荐之上天、配以祖考，所以通人神之和，而告其成功也。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